曹德旺：据理力争

编者按：

在中国，政商关系不仅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商人要考虑的问题。曹得旺先生在承包高山厂被诬告贪污的经历中，总结出这样一条处理政商关系戒律：“听党的话，严格按政府政策规定办事；按章纳税；尊重所有官员，但保持等距离；一起吃饭可以，但仅限于吃饭，绝不涉及财物往来；如有盈利分红，除用于家庭和自身生活费用之外，皆用于社会捐赠”，希望会对各位企业管理者有所帮助。

正文：

由于水表玻璃车间在1984年年底合资后即开始重建，并投产1985年年底，高山厂仅水表玻璃就赚了20几万。

还没有计入5月投产的汽车玻璃利润。

高山人的眼睛都红了，这哪里是在生产玻璃，分明是在印钞票啊。

1986年3月，全国开展农村整党整风运动。

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来没把这类运动和自己挂上钩：你们组织爱怎么整就怎么整。我一平头百姓，还是继续卖我的玻璃，研究我的技术去。所以，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这整党的事儿，会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一天早上，从县里下来负责整党的高主任找到我，他高度地赞扬我的才智，将高山厂经营得风生水起。然后话题转到整党办的工作，说为履行手续，要对玻璃厂这三年的账进行审查，希望我能提供所有账册凭证给他们，以示支持。

要审就审吧，我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事。“行啊，你们拿去好了。”我大大咧咧地。

当天傍晚，高山镇上一个传言就像流感一样传开了：曹德旺有经济问题。他的账册凭证都被查封了，他的问题十分严重！

谣言的速度极快。没过几天，高山人就都知道了：曹德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相信的人却不多。“工厂就是他私人的，还会贪什么污？”听到的人大都会这么说。

有一天，我从广州出差回来，刚刚进厂，农业银行营业所的施所长就找到了我，火急火燎的，“老曹，你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找不到。”

“跑去玩了。”我笑着说。

“你是神经病啊，人家都要抓你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人家为什么抓我？我怕什么？”

“怕什么？现在还需要有问题才抓人么？你不知道以前有多少人造假案吗？”

“有这么严重？”我将信将疑。

为了引起我的重视，他将所知道的整党办整我的资料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你还是先想办法摆平，不然的话，他们先把你抓起来，把工厂搞倒后，再把你放出来，那时你又能怎么样？”

说的是。真到那时我又能怎么样？“那我该怎么做呢？”

“你最好亲自去县里，找县委书记汇报一下，不然就来不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车到了福清，走进县委大门，传达室的人拦住我，问找谁。

“找元春书记。”因为还早，进县委大门的人寥寥无几，我就走进传达室分香烟给他们，叼了一支，点着了烟，吸了一口，问：“元春书记在吗？他一般几点上班？”

“你哪里的，找书记？”他上下打量着我。

“我是高山玻璃厂的厂长。有公事找他。”那时还不兴名片，所以，我也没有名片发给他。

“书记昨天出差刚回来。看你也不像一般的人，告诉你也可以”，他吸了口烟，“书记一般7点左右就会到。你注意看，高高的，瘦瘦的。”

“我不认识书记，同志麻烦您，他来了告诉我一下。”于是，就坐在传达室里和他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聊着天，一边思忖着该如何与书记谈。县委大院的大门，一到上班时间，都是进出的干部，人还不少。坐在传达室里，我望向窗外，时刻留意着外面进出的人。

7点钟，果然，县委书记元春走了进来。果真如传达室人所说，高高的，瘦瘦的。

“书记来了。”

书记刚走到大榕树下时，我赶紧跑上前去，“陈书记？”我跑到他的面前。

“你是谁？”书记这时一定纳闷，谁这么大胆敢拦在他的面前。

“我是高山玻璃厂的厂长曹德旺。”我刚刚报上姓名，书记立马有了警觉，眼睛上上下下搜寻着，大概是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书记，请允许我占用您一点时间，让我把高山玻璃厂的情况具体地跟您汇报一下。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您可以拿法律来处理我，我毫无怨言。但是，你不能给我制造冤假错案，我这个人不接受道歉。再说，厂里现在贷款有70多万，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相信高山人负责不起。”

元春书记停下了脚步，看看表。“那好啊，给你几分钟。就站在这里说。”我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把如何组建高山玻璃厂，如何承包，如何合资高山玻璃厂以及工厂目前的现状，概要地向书记做了报告。“情况就是这样，从整党到现在，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有问题，而且一直表扬我。陈书记，这个厂50%是我的，财会系统干部是镇上派的，我以人格担保，我是清白的。我要求不高，听说您要抓我，是不是等查清楚再抓。至今没有一个人讲过我的不是，背后却准备抓人，这就是共产党所做的事吗？”

书记脸色严峻。“这是你说的，只要你能为今天的讲话负责，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对质的机会。今天你先回去，把工厂管起来，把生产抓好。”

“谢谢书记！请书记相信我，如果我有贪污一分钱，您就可以判我一年。”

我与陈元春书记的第一次见面，在县委大院的榕树下，就这么结束了。那时的我，匆匆忙忙的，压根儿没有想到，我与陈书记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人的缘分就是这么奇怪。如果没有这一次高山人整我，也就没有我与书记的这次会面，也就没有书记后来到高山拜年，也就没有宏路的搬迁，也就没福耀玻璃厂的出现，也就没有我与陈元春书记一直维持至今的君子之交……

7月20日下午，县里的通知到了，要我三天后，也就是23日晚上7点到县委圆形会议室开会。

放下电话，处理好工厂的事务，我整理好可能用到的所有材料，包括所有往来的合同文件，一一分类，整理清楚，装进手提包里，坐上汽车赶到福州。那时，高山没有复印机，福清也没有复印机，要复印材料，只能跑到福州。

复印好了一大堆材料，分类，装订。

23日一早，拎着复印好的材料，坐最早的班车，赶回福清。到福清还早，看到融城旅社的招牌，就走进去，住了下来。然后出门，找了一家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餐。再走回旅社的房间里，泡一杯茶，静静地抽着烟，我要捋一捋自己的思路。

快到晚上7点，我往县委走去。在县委圆形会议室门口，遇到了高山镇的整党办主任。虽然知道是他在整我，但还是不愿意现在就撕破脸，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你晚上也来。”他似乎春风得意，朝我点点头。

“高主任，正好碰到你，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查出我有什么问题？”

“这个……”他四下看看，小声说道，“我不好先告诉你的，不过反正再等一会儿你也就知道了，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他停了停，似乎等着我接腔，但我没有说话。

“他们主要讲你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贪污十几万元，主要证据是国家规定个人不能向银行贷款投资，你用银行贷款去投资，是非法的，因此，你去年分红所得也就是非法的，应视为贪污。第二，你这几年请客送礼，花了4万多元，账上查不到，你说在基建里列支，发票被你毁了，应视为毁灭凭证，贪污公款。第三，你把仪表厂拆掉建玻璃厂，是破坏生产。第四，你还向南平市政府借了3万元，现在还没有准确认定是贪污还是挪用。”

“还有没有其他的？”其实这些我都知道了，施所长早就告诉我了，我只是想听他本人亲口证实传言来自他。

“没有了。”他想说没有说又吞回去的话，大概是“这些还不够？！”

我不再理他，径直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内，除了县、镇两级整党办的主任，县上四套班子的领导、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还有高山镇的所有领导都来了，个个正襟危坐。每位面前，都放着一个白色印花陶瓷茶杯，杯里早已由县委的通讯员冲上了茶水，盖着杯盖儿。

会议由元春书记亲自主持。

“今晚的会议主题，很简单，是关于高山镇整党办送上来的有关高山玻璃厂厂长曹德旺问题的材料。曹德旺本人希望县委能给他一个当面对质的机会。”元春书记环视会场，“现在我宣布开会。”他看着我，“曹德旺，你说吧。”

“非常感谢县委组织了这个会议。自整党以来，我一直不知道我在哪里做得不对。在此之前，高山镇政府的领导特别是县委高主任，都一直表扬我为高山作出了很大贡献。一直到刚才，在进这个会议室前，我在门口遇见了高主任，问他‘你们到底指控我什么’，他才告诉我，我在四个方面有问题。”

我把复印好的材料码在桌上，“那好，今晚，我们就来把这四个问题搞清楚。”

“我这里有所有的材料。”我按事先分好的份数，一份一份分给在场的所有领导。“有关领导今天也都在场，正好可以一一对质。”材料分好后，我坐回我的位上。

“第一个问题，说我贪污十多万。主要是因为我用银行贷款投资，被视同非法行为。理由是国家规定不能用银行贷款投资。所以，玻璃厂1985年的利润分红到我名下的款就可以视同贪污。这件事说来话长，得从我建议高山镇政府办玻璃厂开始。”

于是我将怎么找到水表玻璃的项目，怎么与镇企业办主任谈话，怎么到上海考察，怎么开始筹建玻璃厂，怎么开始的承包，又怎么开始的合资，没有合资的款，镇领导又是如何答应可以帮忙找银行贷款，用房子抵押，银行又是如何不同意，最后要求镇政府担保才同意贷款等等，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从头道来。我举起一张复印的贷款合同，“这是一份银行的合同，高山镇政府出具的担保书，你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有，那上面签着何齐祥镇长的名字，高山镇政府签的。”我看向何齐祥，“何镇长今天就坐在这里，您看看，这是您签的字对不对？”何镇长没有接我的话茬，其实我也不需要他说什么，我接着说，“我是一个农民，我不知道国家有规定不能用银行贷款投资，这是你们一手策划亲自协助才完成的。现在工厂做好了，有了很好的利润，又拿这个来说事。有这么做事的吗？”我气愤地说：“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个成为罪犯，那你们这些人就应该是教唆犯！”

“第二个问题，说我破坏生产，把仪表厂拆了拿去建玻璃厂的厂房。这个指控，我没有办法拿出什么文件来举证。但是，我请在座的各位领导想一想，高山镇企业办的院子里有企业办、仪表厂、玻璃厂和锯木厂，玻璃厂合资时，是将这些都估了价，含在镇政府的17.5万投资里的。合资文件签订后，镇党委决定把企业办、锯木厂和仪表厂都搬出去，把地块腾出来给玻璃厂。仪表厂里的设备，车、刨、铣床这三种设备，有十几台机床，每台都是2吨左右的重量，要从那里拆下来，再搬到现在的地方，还有工厂里的百十号工人，也都在新的厂区里工作。请问，这么重的设备，如果没有重型车辆根本无法搬运，若不是你们镇政府、镇党委的决定，我一个农民哪有这个号召力，指挥他们搬，又让他们安心在新的厂区工作？他们搬走腾出地块儿来，不是用来给我们重新建厂，还用来做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说我以请客送礼为由花了4万多元，发票也销毁掉了。”我喝了口水，努力地压下自己的愤怒，放慢语速，以便让在座的领导听得更清楚。“确切地说，这是玻璃厂83、84、85三年的行政开支。这三年，建起一个汽车玻璃厂，开了一个产品鉴定会，举办了工厂剪彩的庆典。建厂花了1万多，是接待上海耀华厂的技术人员，他们十几个人到高山来帮忙安装生产设备，一个月的时间。产品鉴定会是县企业局局长陈清松主持召开的，花了8000多块，我批的。

剪彩庆典花了1万多，买了纪念品摆了酒宴，今天坐在这里的高山镇领导都吃了饭喝了酒拿了毛毯，就我没有拿。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钱买这么多的毛毯。如果我拿了，我的员工也要拿。所以工厂的干部一个都没有拿。”还有1万多是83年承包以来零零星星的请客开销。我喝了口水，在我说话的当口，整个会议室，除了翻阅复印纸的声音，不再有其他的，甚至连咳嗽都没有。“工厂请的会计是镇上财政所副所长，这是整个高山都知道的，请客送礼的发票，我的部下拿去报销被她丢了出来，并臭骂我没有水平。我向她请教该如何解决，她告诉我镇政府不是这么处理的，账面上不能体现请客送礼。玻璃厂正在建厂，可以向工程队要相应的建筑发票来报销，于是就放进工程里报销。至于请客送礼的原始发票，则给工程队去处理。”我盯着会议室里的领导们，“这就是为什么账上有了这4万多的建筑发票。原来的发票，被我收了，没有销毁。如果需要，我可以拿出来给你们，但是你们也应该拿出这三年你们的开支费用处理凭证。你们花了多少钱请客吃饭？你把发票拿出来看看。销毁凭证的罪何来？原始发票都有在，100%的都在。但我现在不会拿出来，如果要把这类发票拿到桌面上来审的话，你们的拿出来，我今天也拿出来。这些发票我都不是经办，我只是一个审批者。”

“第四个问题，就更离谱了。说我向南平市政府借了3万元，是贪污，或至少也是挪用公款。说是政府的钱私人不能借，不能拿去当投资款。我是南平市政府的朋友，我们几个人帮南平市政府串换指标，仅运费一项赚几千万元，因此我去南平吃住都由政府买单。我向南平政府借钱时，他们嫌我借得少，说什么曹德旺很奇怪，既然要借怎么只借3万。后来我告诉他们只缺3万，就批了。南平市政府借钱给我，是因为我帮南平做了很多事，所以在我需要时他们帮我，这跟福清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事，你们可以发函给南平市政府查证。一纸查询函，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为什么不去查询？”

“说我贪污挪用？”我越说越上火，忍不住站起来，猛拍桌子，竖起中指。“他妈的，他们这些人是公报私仇，他们有的子女被我开除了一两个。我说完了，怎么处理悉听尊便。”

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话，我一甩手，就走出了会议室。看看手腕上的表，这时已经是晚上10时许。

走下楼梯，走出县委的办公大楼，吹着夏日的晚风，我的愤怒渐渐平息。有点儿后悔最后的激动，但是管他呢，做了就做了。

后来听说，在我甩门出去之后，元春书记继续主持会议。他说，“我从16岁当通讯员，到今天当到县委书记，工作二十几年，见过无数的干部，还没有一个有曹德旺这个水平，一个人坐在那里讲两三个小时竟然不用打稿，而且没办法辩驳，每一条都说得无懈可击，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习啊。”他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真是一个稀有人才啊。”他拿起面前的茶杯，嘬了一口。“当然啦，也有缺点，刚才的举动就是一个范例，怎么能把中指伸出来呢？不过，他是一个农民，这也就是他的特色，我们要包容他，毕竟，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缺点嘛，要帮助他提高。”我后来听说，那个晚上的会议内容，被整理出来，形成了“723会议纪要”。“纪要”的主要精神，就是充分肯定我的工作，要求高山镇把工厂的所有账册还给工厂。

但高山镇的领导们虽然都在纪要上签了字，却并没有打算执行“723纪要”的精神。回到高山后，他们并没有将从工厂拿走的所有账册凭证还给厂里。我呢，也不在乎：放在你们那里和放在工厂里并不能改变什么。总有一天，你们要还给我，我急什么呢！我会这么认为，主要还是错估了那些试图整我的人，以及对整我的事件背后的因素没有重视。我当时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有想到，想整我的那些人，并不愿意善罢甘休。

在福清没有整成我，这些人就往上告到福州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袁启彤，他派人到福清和高山调研，又把县委书记陈元春叫到市里，元春书记就把事情的原委和县里“723会议纪要”的形成情况向袁书记做了汇报，最后说，“整党整风，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曹德旺并不是一个党员，又没有错，这事还能这么整？”  

“你回去多做一些解释工作。”袁启彤听了陈元春的汇报后说。

这些人一看，福州市也没有下文，琢磨着就往省里告。告状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到福建省农委。我哥当时是农委的办公室主任，这些告状信都到了他的手上。他一封一封地拆开，整理好做好文件签，送到当时的农委主任温秀山的办公室。他没有告诉主任，告状信上被告的人是自己的亲弟弟，也没有试图解释什么，虽然他曾经严肃地问过我，向我了解过事情的经过。

告我的人并不知道，我哥哥在省农委工作，更不知道这些信件的拆封，都经过了我哥哥的手。

他们之所以选择往省农委告，是因为当时的农村整党工作，是由省农委主抓的。

这在全国都一样。

温主任决定亲自过问此事。

他先向福州市委书记袁启彤了解情况，然后不带一人，亲自下福清，找福清县副书记林学铿了解。为什么不找陈元春而向林学铿了解？因为林学铿当过他的部下。结果，林学铿说的与他从袁启彤那儿听到的陈元春反映的情况一样。

原来，当告状信放在温秀山主任案头时，温秀山看到高山曹德旺三字就有了怀疑，他和曹德淦是不是同村？如果不是，这也太巧合了。如果是，自己的这位办公室主任怎么不吭一声？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颇为慎重，不带主任，自己下去调查的缘故。

在福清见到林学铿时，他也曾顺带着问林学铿是否认识高山的曹德淦。

“认识。”林学铿说，“我在高山当副书记时，他是高山中学的代课老师。”

“哦。”温秀山不再吭声。

“老领导，您认识曹德淦？”林学铿好奇地问。然后补充道：“他就是曹德旺的亲哥哥。”

“他是我的办公室主任。”温秀山陷入了另外的深思，他不再说话。

听了温秀山的回答，林学铿的嘴张得好大，“不会吧？！”但看到老领导的表情，他也不再说话了。

回到福州后，温秀山把曹德淦叫到办公室。

“你弟弟的事，我亲自去查清楚了。他是清白的。”

“谢谢主任。我替我弟弟谢谢您！”曹德淦这时才对温秀山说，“曹德旺是我的弟弟，但我也要尽我的职责。此前不说，是不想干扰领导的工作。”

温秀山被触动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信件，就不要再送到我这里了。”他特意交待。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整党结束后，1987年元旦，参与高山合资的合伙人中，朋友林庆平首先提出退股。他在工厂里分管销售，他的离开，无疑对我将是一个重击。紧接着，镇财政所所长黄宗金、企业办会计林文俊也先后提出了退股。

我相信，他们的这一决定，是与我一样，在分析了我未来将面临的艰难处境，为求自保资金安全而作出的。

他们的股份，价值已经从1984年的几万元变成了十几万元(1985、1986连续两年的盈利，股东权益净资产已经有所增加)。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收回他们的股份，因此再三挽留，但他们的去意已定，无奈之下，我再次举债，将他们三人手中的股份，悉数收回。

高山厂50%的股权从那一刻起，全部归我所有。

人嘛，有时候就是会这样，钻进一个胡同里出不来。高主任他们就是这样。一见省里也没告倒我，就又找到国家信访办的关系，决定再告到中央纪委。

中央纪委很重视这事，先是将信件转回了福建省，希望彻查；后来直接派了人下来，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县共同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进行彻查。

从福清到福州，从福州到福建，从福建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福建到福州到福清。这个状越告越大，大有不把我告倒誓不罢休的架势。如果他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正道上，没准还真能干出些什么成就出来。但显然，方向错了。付出的努力越多，也只能往错的道上，走得越远。

联合调查。

结论依然。

送走了北京和省里的调查小组成员，袁启彤发火了：这不是胡闹吗？！他一个电话，让陈元春立刻上福州。“这起事件性质十分恶劣。我们基层的干部队伍若都是这样的素质，这样的觉悟，我们党的工作将如何展开？！”在福州市乌山路市委大院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袁启彤铁青着脸，背着双手，来回踱步。“你回去，立即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来。”

陈元春回到福清，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改组高山镇党委和高山镇政府领导班子的决定。原高山镇党政二套领导班子做了全面调整。相关人员分别调到三山乡、东瀚乡，就行政级别而言，镇与乡虽然同级，但是镇比乡强。

我的所谓的贪污案，终于得以昭雪。

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

从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来看，他们在县里、市里、省里乃至中央都有“靠山”，以后我该怎么办？

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往前走，但永不改变行走的策略——听党的话，严格按政府政策规定办事；按章纳税；尊重所有官员，但保持等距离；一起吃饭可以，但仅限于吃饭，绝不涉及财物往来；如有盈利分红，除用于家庭和自身生活费用之外，皆用于社会捐赠。

因为有这最后一条戒律，所以我的捐赠项目与资助人数，与我的企业发展、财富的增加成正比。这些与日俱增的社会公益数额，皆出自我个人的分红所得，而非企业的行为。